历史人物故事300字作文四年级（历史人物故事300字）

曹建明：《程序公正与诉讼制度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与概念性联系相关，司法与道德之间的规范性联系，指向的是司法应否考量道德因素。与法体系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社会道德归属于认知法源，它们主要扮演裁判理由的角色，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转化为效力法源或与效力法源一起发挥作用。

鉴于这种随意使用法源概念的混乱局面，有学者主张既然法源是个外来事物且说不清楚，我们干脆不如抛弃它，转而直接使用法的形式的概念，这样更能清晰地表达出其意思。司法与道德的经验联系，体现为在真实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司法的运作是否受到了道德的影响。（二）并非所有法律规定都是法源 对于未被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道德，是无法拥有正式法源资格的，对此前文已有述及。法官推翻有问题的先例，创造一个新的先例规则，再将该规则适用于待决案件中，这就是普通法法官造法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正式法源阙如时，可优先考虑转化作为认知法源的社会道德，紧接其后再考虑将其他与司法和法体系关联紧密的道德转化为法源论据。

这里难免让人生疑的是，什么是法律原则？法律原则与道德原则是什么关系？什么是部门法的法律原则？什么又是超越于部门法原则的一般性法律原则？如果我们通过论证能够发现道德原则与法律原则的差异，那么将个别社会道德直接作为法律原则的做法就面临崩溃的危险，甚至无需进一步审查其是否有资格作为根本性法律原则了。正式法源能够为解决争议提供裁判规范或根据，法官依法裁判的依法强调的就是裁判活动受正式性法源的拘束，在无正当理由或更强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任意背离或逾越既有法律标准设定的界限。今军器不乏而民业已定，无益于国，且重扰民。

在西方法系中，以权利为本，道德眇而民欲盛。可以仿照刑法与民法的分立，分别设立道德法与权利法，各自受理相应的案件。而掌管法律的部门，更容易成为侵夺人们权利的屠宰场，司法腐败总能让人们把打官司视为畏途。它们被破坏了，出轨了（总称为出现了恶的对立），人类文明社会就会发生混乱，严重时就会坍塌。

道德关系处于恶的对立中，怎能不需要法律用权威性的力量加以匡正。道德与权利，出于人性，与天地合，含菁咀华，滋养蕃育，润泽人类，是道的具体化，二者都由道来统摄。

此外，也正在从法律中消失。直至今天，西方法系在此问题上似乎仍没有什么进展，而且可能还倒退了，当代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法学家伯尔曼在总结20世纪的西方法律时讲：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不仅仅是法哲学的危机，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危机。道德植入法律中，不是生硬地把道德灌入法律中，更不是用道德规范取代法律规范，而是遵循法律的自身规定性——即对恶的对立的解决，将道德关系中出现的恶的对立交由法律，用道德关系中的价值取向来决定法律规范，作为依法判案的依据，从而实现道德与法律的融合。当权利受到荼毒，创造受阻，财富竭流，需求萎顿。

另则，道德与权利作为对立物，二者互相会影响对方，在人们的道德行为中会有权利的计较，在权利行为中会有道德的考虑。中西方体系之所以都未能将道德和权利很好地融汇于法律中，关键在于道德与权利的二元对立。一味追求权利的西方国家，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灾难，也让国内的矛盾日益尖锐突出，西方的法学家们早就想把道德融入法律之中，[13]以消解权利至上的戾气，然而，不是因为观点相左，就是因为法理难彰，终而不能得其门而入。权利关系的对立统一，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然而道德呢？在西方法学中也从未缺席，远有亚里士多德的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然而，权利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它能为自己开辟道路，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和发展，权利关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日愈繁多且冲突不断，不是统治者可以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当权利关系发生恶的对立时，就需要法律为之排忧解难，否则社会生活就不能得到正常的进行。

如究其原因，我们可作如下的归纳：在中国古代，从来都认为道德与权利是二元对立的，看看长达数千年的义利之辨就知道了。通过以上两种方式，人们的权利得到保护。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西方法律中得到有力的印证，相应于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西方法律中的权利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奴隶制时代主要表现的是奴隶主或自由民的权利，这可以参酌《十二铜表法》。这位就是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他被恰当地视为恶的化身。分析法学家和历史法学家探讨了第二个主题，他们反对18世纪根据道德来识别法律的做法。近代则有黑格尔、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阐扬、恶的对立的提示、权利关系的定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发。其实，要确立道德在法律中的地位，首先要理解道德从出于人性，是人性外在化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人类的社会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就有奥斯丁和哈特否定道德必须植根于法律。

随时要记住的是，只有当道德或权利处于恶的对立时，才是法律的用武之地。因此，就有凯尔森指斥自然法（连及康德和黑格尔）只是一种形而上学。

[16]这三个方面虽有偏颇，却不无道理，构成崇德绌利的总基调，表现在中华法系中，就是对道德的维护，对权利的忽视。另一侧是荀子司马迁对人性恶的揭发，发散为人们对权利的追逐。

所以我们不把它算作出于人的本性。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所以必须将二者置于恰当的位置。法律就是针对社会生活中恶的对立而设的，它用国家赋予的权威的、强制的力量使道德和权利回到正轨，得到保护。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就由法律来管）后面的所部为其立碑颂者，遣人妄称己善，虚状上表者等，只是长吏辄立碑下的各种表现形式，不用一一分析。

康德绝对命令下的道德。[9] 我们上面有意地选了汉高祖和朱元璋父子的例子，两者的时间跨度有一千六百年，但对于商、利的轻蔑则是相类的，漫长的岁月之流都没有冲淡统治者的轻利之心。

所部为其立碑颂者，为从坐。这是《盐铁论》中文学一方得出的结论。

归纳起来看，中华法系和西方法系都未能很好地将道德和权利熔于一炉，其主要原因是道德与权利的二元对立，这一点在中华法系表现得更明显一些，已如上述。[7]同样表现出重义轻利的样子。

道德与权利各自都有自身的内在动力、活动范围、运行轨迹。几个哲学流派对这一主题也进行过讨论，提出了法学从属于伦理学的理论，以及其他与此成对比或相对立的理论。这几乎成了以后官场的定例。当道德诉请侵害了个人权利时，权利的坚持有助于摆脱这种道德绑架。

但法律的用力不是任意的，而是要根据道德和权利的运行规律，作出有利于保护道德和权利的规定。实际上，正是以文明进步的名义，他宣称，美国印地安土著的‘粗鄙行为‘使根除成为正当。

在中华法系中，以道德为宗，权利绌则官威生。更其重要的是，传统儒家从人性中开出道德，并把它作为道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就在法哲学的意义上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谁的手上没有沾满鲜血？! 二战以后，随着殖民地国家反殖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又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襄助，西方殖民体系开始瓦解，各宗主国龟缩回自己的老巢，加之联合国旗帜下世界人权运动的勃兴，无论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兴的民族国家，个人权利又有了一个大的发展。汉高祖时，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